一个三重身份女性的经历与成功

一个三重身份的女人既是一名孤独症孩子的家长，又是一名妇幼保健专业的副主任医师，还是一名培训孤独症特教学校的校长。从她的自述中悟出这么一段哲理：“没有人想遇到不幸，但如果它不期而至，我们却也深知，人的命运来自上苍的安排，人的高贵来自面对的灾难。”正是灾难锻炼了她的意志，改变了她的心态，使她成为当地一名感动德州人物，各界新闻媒体关注人物，并受到市政府破纪录的专项定期拨款的唯一民办学校。以下是她的自述：

我是山东省德州市妇幼保健院的一名医生。我和丈夫于1987年7月结婚，当时我26岁。1992年3月31日我的大儿子出生了，取名王猛。我和丈夫都万分高兴，因结婚晚，要孩子也相对晚一些，又有了一胖儿子，娘家、婆家都成为邻里之间相传的大喜事。那段日子里，丈夫洗尿布，为儿子唱歌，为我提供了“全方位”服务，小日子充满了阳光。像世界所有的母亲一样，我兴奋地、喜悦地憧憬着儿子美好的未来。

眨眼间，孩子1岁半的时候，好像我们家庭有了一点点变化，整天屋子里都会传来这样的声音：猛猛，叫爸爸，叫妈妈，看这么多好看的玩具……。可是当时在我心中不敢想象、不敢面对的现实出现了：孩子难道有毛病？不，不会的！但是母爱的天性与医生的天职时时敲打着我的心。我发现孩子的刻板动作就是特别喜欢电视中的天气预报与广告，目光不交流，爱看车轮转，手指摆动，拿一件熟悉衣服转，单声叫爸（无意识）等等，但听力是正常的（比方睡觉时听到车声会及时有反应等）。孩子奶奶说孩子没事，能听到就能说话。尤其是我丈夫更不相信，干脆他不让提孩子的异常情况，老是夸自己的孩子漂亮啊、聪明啊。“虚荣心”特强，不敢面对。

1993 年12 月，我瞒着丈夫，毅然自己抱孩子来到北京协和医院、西苑中医院、儿童医院、东直门中医院（当时好像都是卫生部直属的研究生培训基地）。我走到每家医院都是挂23个专家号，看看一家医院的几个专家的分析，再综合几家医院的好多专家的分析。诊疗中有惊有喜，有希望也有失望，西苑中医院的一名女专家说：“回去吧，孩子说话晚，可能以后是天才。”她还给周围两个研究生讲“这孩子长相、听力诊断是绝对没事的”。当时我激动地哭了，但心里仍是忐忑不安：协和、儿童医院让观察，没有明确诊断，只给开了一大堆营养脑细胞的药；在东直门中医院的“小儿王”专家诊断“脑发育不全”，当时我没哭，是呆了，半天没说话，不过他说治疗后还是有希望的。因孩子年龄还小，当时处方就是吃猴脑或野兔脑，必须都是活着的脑子，以脑补脑。当时想大山里多少钱一只猴？多少只猴才行？猴脑是不可能，就回到家，抱着很大希望去农村地头打野兔，活着时把脑子挖出来，微波炉烤后加到中药中喝，2天1只野兔脑。整整打了42天野兔，跑坏了一辆挂斗的汽车，最后车轮散了，共吃了近300只野兔脑，但是孩子虽然精神似乎有了长进，但仍没有语言。

1994 年9月，也就是孩子两岁半的时候，在新闻媒体信息引导下，我再次带孩子来北京雨林培训中心（在百万庄）。当时是张霞、林微两位老师负责培训，在他们引导下，我来到北医六院精神所，结识了杨小玲大夫，经过全面检查和测试，杨大夫初步诊断我的儿子为“孤独症倾向”，并且将终生携带。当时的我像傻了一样，什么是孤独症？儿子怎么会这样？“苍天啊，你可以让我的儿子四肢有缺陷，五官有畸形，我会想尽千方百计后天弥补，为什么让这无辜的孩子得这种“精神疾病”。看看胖乎乎的儿子，我难以相信是真的。经过一小时的咨询，我无力地走出医院。胸口撕心裂肺地疼， 我绝望了。因是终生携带的疾病，孩子将来怎么办？我们如何面对社会？一连串问号在脑子里游荡而找不到任何答案。我想到轻生，什么工作、职位、金钱等愿望都置之度外。三天三夜我几乎是没吃、没喝、没睡，晚上孩子睡，我看着他；白天孩子醒来，我依然注视他，可注视他的目光是无力的。真的，人生这么脆弱，当时“轻生”念头几乎成为解脱我的唯一方法，甚至想到把孩子一块“带走”。因为母爱是天性，三天后我又回到北医六院找到杨小玲大夫。我记得很清楚，杨大夫看着我精神恍惚，十分疲惫的样子，“你也是位医生，应该面对现实，只要给孩子早期训练，合理用药，孩子是会好一些的，作为母亲，你更应对孩子充满信心”。她耐心解释半个多小时，我只是一直在无力地哭，我又带孩子，似信非信的接受接受杨大夫的建议，来到百万庄雨林训练机构。半年艰难的训练中，我天天抱着儿子挤北京的公交车到训练基地，路程约需1 个半小时。白天去训练，晚上回来后，就要做“模式”就是象青蛙在水中的手、脚、头协调，孩子当时不接受，在学校哭，来到家里依然哭，约10多天基本上配合了，在公交车上，我不停地教着儿子：“猛猛，这是什么，儿子那是什么，真棒。跟妈妈亲亲，真乖……”有时周围人奇怪的目光“刷”一起扫向我和儿子，当时我脸是红的但还是面带微笑对儿子，可心如刀绞。他们的目光像针刺一样，有时还有几句刺耳的语言（尤其是孩子尖叫的时候），“真吓人，这孩子还带着出来”，“怎么能有这样的孩子，上辈子怎么做的”等等，我先是气，再就是用愤怒的眼光对他们，站起来，又无奈地一屁股坐下。一次、两次，一天、两天，就这样磨练着我的性格。我天天盼着儿子张口说话，有时晚上睡觉时突然听到一声“妈妈”，坐起来一看美梦，这一夜再也不能入睡了。

训练半年后，高兴的是孩子终于有了被动语言“爸爸”。我的儿子终于会叫爸爸了，似乎刻板动作也少了许多，但是昂贵的训练费、住宿费，还有我半年不上班等原因，被迫让我带孩子回到山东德州，当时感觉就是为何付出的和回报不成正比啊。我的愿望半年孩子会说话，还要怎样怎样，期望值太高。可是因当时对孤独症了解的太少了，回德州后，家人首先关注的不是孩子，而是我。体重减轻了10多公斤，最引人的是我的头发白了近一半，一下子苍老了许多。从前不知道什么叫锔油（染发）， “一夜愁白了少年头”我深有体会。来到家后，姥姥、奶奶先后多次烧纸、点香、求神、磕头，带孩子四处不是求医，而是求神，花去了大量经费和精力。他们依然不相信自己的孩子有毛病。“从来就没见过这样的傻子”，这是他们常说的一句话。可职业的敏感令我有了思想准备。从此孩子改名为王明明，保姆换了一个又一个……不过正是在这一刻，成为我人生的转折点，注定我一生会与“孤独症”三个字会分不开的，也就是在这一刻当我快要趴下的时候又重新站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