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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岁的王伟对口算具有超常的兴趣，不停地让人给他出题，其母亲最为担心的是，自己
老了孩子的将来在哪里？
我国首度确认“孤独症”至今已有26年，第一批以“孤独”命名的患儿早已成年，在医治、培训等方面，这一特殊人群需要人们给予更多的关怀与帮助。
1978年，9岁的王伟被确诊为患有儿童孤独症。
26年之后，在北京车公庄西大街的家里，王伟找到了自己的生存理由，他用一个方形的印章给一厚摞牛皮纸信封上盖着“印刷品”字样。他已经35岁，不再是个孩子了。
“星星的孩子”长大了
1943年，美国儿童精神病医生LeoKanner的报告中说自己观察到一个5岁的男孩唐纳德的奇特症状：他旁若无人地生活在自己独有的世界里，他记忆力惊人，两岁半时就能流利背诵《圣经》23节以及历届美国正副总统的名字，但却分不清你我，不能与人正常对话；他迷恋旋转的平锅和其他圆形物体，对周围物体的安放位置记忆清楚，但对位置的变动和生活中的轻微变化却不能容忍。这一年，他报道了11名唐纳德式的孩子。他引用了“孤独”这个概念，把这些症状称为“情绪交往的孤独性障碍”及“婴儿孤独症”。
这是一种特殊的病，之所以特殊，是因为它在被发现后的几十年中，人类一直找不到导
致疾病的病因，找不到有效的治疗方法。这些得病的孩子仿佛都经过上帝的遴选一样，一个
个都异常的纯洁、漂亮。可是，他们却对这个世界上的一切缺乏应有的反应。
有视力却不愿和你对视，有语言却很难和你交流，有听力却总是充耳不闻，有行为却总
与你的安排违背，人们无从解释，只好把这样的孩子叫作“星星的孩子”。
王伟是被贴上“孤独症”标签的第一个中国孩子。这是在人类发现这种疾病的35年之后。
35岁的王伟身高超过1.75米，“星星的孩子”长大了。
咬不破孤独的茧子
一走进王伟的家，就听到王伟的声音，他在和我说话，他问我从哪里来。
我回答说从广安门来，他立即说出了我坐车的路线。
“广安门有深圳大厦。广安门有743路、748路（公交车），743路是2001年开通的，748路也是2001年开通的，两广大街还开了715路。”眼前的王伟方头大脸，两只大大的耳朵支楞着，向前倾着身子和我说话，一连串的数字显出他惊人的记忆力。
十多分钟之后我才察觉出他的与众不同。他不停地问我住在广安门的哪个方向，和深圳
大厦有多远，家里兄弟姐妹几个，出生年月日及出生在什么地方。或者不停地告诉我坐某一
路公共车在什么地方倒车可以到达什么地方。
妈妈为了打断他，从沙发的靠背上拿下一个绒毛小猴：“尽废话，给，抱着小猴玩儿。”
王伟立即收起倾向我的身体，抱着小猴孩子似的玩起来。
王伟长大了，但并没有走出孤独。
王伟现在的生活就是每天呆在家里帮妈妈在牛皮纸信封上盖章。妈妈说今天盖50个，他就十个一摞数出五摞来整整齐齐地摆好，一个一个地盖过。
牛皮纸信封是北京市孤独症儿童康复协会的，妈妈每天从协会带回来，盖好后第二天再带回去。1993年，8个孤独症孩子的家长因为痛苦和孤独而自发联合起来，进行互助式的自救，于是有了这个协会。11年过去了，协会由八个家庭发展成800个家庭。王伟的妈妈在协会里兼职给这800个家庭寄资料、寄书、联络，总有信封需要盖章。
做这样的事王伟可以做得很好。这也是王伟35岁生命中的仅有的一份“工作”。
协会主席杨晓玲教授认为王伟属于高功能的孤独症患者，有条件的话完全可以从事一些
简单劳动，但社会上几乎不会提供这样的机会。
王伟在协会“工作”了3年。说是工作，协会并不付给王伟工资，但王伟妈妈认为这是让孩子走出孤独接触社会的绝好机会，所以每天不辞辛苦一大早挤26路到车公庄换乘44路到新街口再坐331路到北医六院。“王伟干得可好了。扫地，打水，在发票信封上盖章，帮我拎着东西到邮局寄。”
3年的工作经历让王伟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亲戚们都说王伟爱和人说话了，活泼了———过去他的眼睛从来不和人对视，也不理人。对于这对母子来说，报酬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因为这个工作，社会敞开一道让他们进入的大门。
就像电影《雨人》里的主人公一样，王伟有着惊人的计算能力和记忆能力。大多数时候
他性格温顺，生活能够自理并能做饭洗碗扫地，能够按大人的指令完成简单的工作。
王伟的妈妈交给记者一个计算器，王伟立即兴奋起来，三位数以内的乘法他不用纸笔做得比我按计算器还快，当我出到“96541×78654”时，他伸出一根特别修长的手指，放在眼前，目光从指缝里茫然地望过去，仿佛前面空空的墙上写满了算式。几秒钟后答案出来了，王伟告诉我是7593335814，和计算器上的结果一样。王伟还能推算日期，当我说出1996年3月28日时，他立即告诉我说那一天是星期四，并且告诉我1996年和1940年的日历是一样的。
王伟的妈妈告诉我，她听过一个叫蔡逸周的美籍华人的讲座，他有一个孤独症儿子，他
的儿子有两份工作，每天早晨可以去超市里上货，下午到社区图书馆里将读者借阅的书收回
书架，因为孩子的记忆力特别好，能够清楚地记得那一本图书原来在什么位置。
“这些事王伟都能干，但上哪里去找？”王伟的妈妈说，北京市有关部门有一个规定，
要求每个单位解决一个残疾人的工作，实在不能安排的，每年交两千元。她曾经找过王伟父
亲的单位，他们宁愿交钱了事。
3年之后，北医六院通知不再让王伟去“上班”了。王伟和社会接触的路又断了。
现在他每天出两趟门，拿着一块钱，上午去买《京华时报》，下午去买《北京晚报》。2004年2月15日这天的中午12点，王伟大声地为我读《京华时报》：“一少年落水失踪，搜救者打捞未果。”
妈妈问：“王伟，是什么意思啊？”
王伟说：“就是掉水里啦，遇难啦，死啦。”
王伟又读：“北京市大检查，严防疫情。”
妈妈问他：“王伟，最近有什么疫情？”
王伟回答：“禽流感！”
被围困的青春
图：圣诞老爷爷是去年父母送给孤独症患者丁丁的礼物，它是丁丁为数不多的几个玩具之一
丁丁（化名）已经三年没有下过楼了。北京天通苑的一座近150平米的大房子里，丁丁来来回回地奔跑着。尽管有一个很大的客厅，但对于身高1.89米、体重七八十公斤的丁丁来说，只要六七步就到了头。
丁丁家的客厅分成两个区域，一组皮沙发、一块地毯、一个茶几为一个区域，一张书桌
和一些书架为另一个区域。记者和丁丁的妈妈在沙发上聊天，丁丁的爸爸和一个学者围着书
桌轻声地校对他们有关古代诗词的书稿，丁丁就在这之间的通道里奔跑，房间里充满了推拉
阳台门的声音，头撞玻璃的声音，手拍打墙壁的声音和他嘴里发出的各种古怪声音，但大人
们各做各的事，并不理会丁丁。
有时候丁丁就像一个政治家，激动而兴奋地进行着“政治演说”，他挥舞着手臂，几步
冲过房间跨上阳台，头“哐哐”地撞着玻璃；有时候他又像一个蹦蹦跳跳去上学的小学生，
嘴里“唱”着谁也听不懂的歌，从这间房子跳到那间房子，忽然之间跳到你跟前，露出璨然
一笑，迅速地跑开，不知道他做出种种表现是不是为了引起大人的注意，或者把家当作运动
场，宣泄掉身上撑得人难受的精力。
图：除了父母外，保姆小芳成了丁丁惟一的伙伴
丁丁是一个22岁的孤独症患者。进入青春期后并发癫痫，从此他再也不肯出门了。北医六院的专家刘靖、杨晓玲研究指出，孤独症儿童进入青春期后会有多种并发症出现，其中多见的是癫痫，大约有42％的孤独症儿童会并发癫痫。
丁丁把癫痫叫作“头疼”，每当发作之前，他会停止跑跳，紧紧地蜷缩在床上等待痛苦
的到来。“他不是什么都不知道，他只是找不到一个正确的方法表达他的感受。”丁丁的妈
妈说。而发作之后数日，丁丁都虚弱得难以恢复。
自从癫痫袭来之后，丁丁每次出去都极为紧张，妈妈认为丁丁有超过常人的自我保护意
识，他不愿出门可能有他的道理，但丁丁原本就不多的外出快乐就不再有了。
丁丁的记性很好，妈妈说，每带他去一个地方，他都能记得，特别是有好吃食品的地方。
他知道王府井百货大楼里有他爱吃的云片糕，崇文门新桥饭店三宝乐西餐厅有他爱吃的蛋糕。
隔几天他就会对妈妈说：“丁丁过生日，丁丁过生日。”这就是说他又馋蛋糕了。
但他出门绝不能往东走，每当汽车拐向东时他就会尖叫。
妈妈也不再强迫丁丁出门，她说怎么舒服就让他怎么来吧，要不然他紧张大人也紧张，
然后就是情绪焦躁一家人都不得安宁。
现在丁丁接触的人就是爸爸妈妈和一个小保姆，每天丁丁都要问爸爸妈妈外出的情况，“妈妈上班”，“天黑，妈妈上班”……他问的时候全部都使用陈述句，天黑是一天24小时的时间概念，代表明天妈妈是否去上班，而且问一次就要问7次“天黑”———妈妈爸爸一周外出的情况。
外面的世界对于丁丁来说应该是存在的，只不过爸爸妈妈去而他不去。不管是谁晚上出
去，只要没回来，丁丁都不肯睡。他要一直等到外出的人回家，上了床，全家的灯都关了之
后，他把几间屋子都巡视一遍，才会上床去睡。
丁丁的父母都是不需要天天去坐班的文化人，他们自丁丁7岁被诊断为孤独症后，就再也没有一起出去过，他们轮流在家里陪着丁丁。3年前他们买了天通苑的大房子，为的就是让丁丁有跑动的空间。
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对其接触的全国500个孤独症儿童社会生长环境进行了研究，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中国孤独症儿童的生存状况。
500个家庭所生活的社区、城市，完全缺乏能够提供指导孤独症的咨询机构及辅导机构，更没有帮助孩子走入社区、社会生活的机构，大多数的孩子不得不长期关在家里。而把进入青春期或者长大成人的孩子关起来不但难，而且显得更加残酷。
实际上丁丁基本上是圈在家里长大的。到了该上学的年龄，爸爸带着他去培智学校，当
看到学校的条件后，父亲又拽着孩子的手回来了：那样的学校不上也罢，他觉得根本不可能
对症下药地帮助自己的孩子。因此丁丁没有上过一天学。
22岁的丁丁不识字，他不奔跑的时候会安静下来画画，但他却从不留下自己的“作品”，画完之后便撕得粉碎。丁丁的妈妈从一本大字典里抽出两张画，那是趁丁丁不注意时藏起来的。画面有点像抽象派作品，一些浑圆的线条的组合，很神秘。
并非一个人的孤独
图：孤独症儿童经常会长时间地对某些物品表现出偏执的热情
孤独症儿童会有什么样的成年生活，除了病情的轻、重外，杨晓玲教授认为更重要的依赖于确诊后的有效干预和训练以及社会的接纳程度、就学、就业的机会及法律保障。
但是社会给予他们的出路却相当狭窄。从上幼儿园，到上学，到就业，孤独症孩子都被
以各种方式各种理由拒绝着。
有资料显示，目前中国孤独症患者的母亲基本上都是职业妇女，绝大多数家庭父亲一个
人的收入不能养活全家，因为有了一个患有孤独症的孩子，母亲反而必须工作。由于疾病和
经济及心理的压力，相当多的家庭成员没有良好的心境，没有充足的精力、持久的耐心和信
心面对孩子，只能消极而无奈地承受着。
尽管如此，家庭还必须承担养护、培训、教育的重担。我国的现实情况是，孤独症虽已
经被列入了精神残疾的范畴，但社会对这类残疾人所做的还非常少。“一个家庭中有一个孤
独症患者，这个家庭便陷入更大的孤独中。”杨晓玲教授说。
更糟糕的是，全国大多数省市医院还不能进行孤独症的诊断、治疗和康复训练。
理论上，进入学龄的孤独症儿童可以在正常学校跟班就读或者就读于为智障者专设的培智学校，但实际上两种途径往往都走不通。培智学校因为生源多学校少而难以进入，为了让孩子能上学，有的父母曾经碾转疏通达3个月之久，并且要进行试读———自身条件差的孩子达不到学校要求的，也会被拒绝。
而在一些中小城市，根本就没有培智学校。
王伟上的是正常学校，但小学一年级仅读了一个月，就被同学们用鞋带捆绑在厕所里达
一个小时之久，踢得浑身都是伤，之后老师找到王伟的父母劝他退学。
老师和同学都无法理解王伟的行为：上课的时候他会突然站起来旁若无人地自己到操场
上玩，或者执著于某件事不停地大声说。
学校认为这样的孩子是不能上学的。
一个孩子一旦被确诊为孤独症，就意味着被社会的拒绝和一个家庭痛苦的开始。
王伟的妈妈是北京实验小学的老师，她要求王伟跟着她上学。学校当时有规定，教工的
孩子不能在本校读书。“我急了，不照顾孩子就要求调走，学校让我开了证明按照特殊情况
处理，王伟就跟着我读完了小学。”
王伟有极快的速算能力，但更深的数学他就不能理解了，特别是语文的中心思想、句式
分析，对他来说无异于天书。
有这样的一个差生就会影响一个班的成绩，从而影响整个学校在全区的成绩，王伟的妈
妈每次考试之前都和出题的老师商量，提前把卷子拿回家，让王伟把答案背下来。“就这样
王伟才捞到个上学机会，至于进一步发掘潜能，根本连想都不敢想。”
“其实这样的孩子学什么并不重要，关键是让他能在学校里在人群中成长。”王伟的妈
妈说。但外界并不足够宽容，社会还没有学会怎样对待孤独症患者。
园园（化名）在学校一直受到排挤，压力不仅仅来自不懂事的同学，还有老师、学生家长甚至是校长。园园的父亲在校园里曾被家长们围攻3个小时之久，起因是其他家长对自己的孩子同园园一起读书不满，于是学校校长便出面劝其转校。
园园从小学到中学辗转了数间学校，打游击式地读了下来。
而进入正常学校跟班就读的孩子，无一例外地被要求和正常孩子一样行为处事。青岛大
学方静老师的读小学四年级的孤独症儿子的作文写道：这学期我喜欢穿大鞋，同学们问“这
是为什么呢？”因为上课时我偷偷做起了小动作，王老师严厉地说“坐正”，吓得我再也不
敢动了。可是一动不动太难受了，我终于想出了个好办法。我每天穿着大鞋去上学，让脚趾
头在里面动一动，王老师却看不见。
一位孤独症家长在国外看到的情况是，在大学的课堂里，孤独症患者坐在窗台上听课，
而老师同学并不以为怪。
“星星雨”的统计不容乐观。500百名患儿中，能够顺利进入小学的个案只有十几个，能够坚持上完小学的更是寥寥无几，进入中学的自然就少而又少，进入社会工作的几乎没有。
张浩是经过9年培智学校学习毕业的，他的出路也和没有上过学的丁丁差不多———回家关起来。现在他和丁丁一样在家里奔跑，他的家比丁丁家小多了，他一会儿把自己撞在门上，一会儿把自己撞在墙壁或家具上，家里的窗户凡是能打开的都上了铁条。还有李力，一家人千辛万苦供他读完了职业学校，学的是烹调，但他也只能在家里做饭。
受围困的还有整个家庭。杨晓玲教授接触的患者家长，大都由于长期的精神压抑而产生
了心理问题，他们抑郁、焦虑、孤独、放弃自我，情绪极不稳定，家庭也相继出现问题。
最让他们心焦的是孩子成人之后的出路，自己百年之后，孩子如何托付。有的家长很悲
观，他们说等自己“走”的时候，也将这个孩子一起带走。
家与社会之间有一道高高的门坎，耸立在已经长大成人的孤独的孩子和孤独的家庭之间。
（文中涉及孤独症患者均为化名）
从“怪胎”到畜牧学博士 ———《星星的孩子》作者天宝·葛兰汀的自述
天宝·葛兰汀自幼患有孤独症，但却攻读下了伊利诺大学的畜牧科学博士学位。她是当
今世界为数不多的牲畜处理设备设计、建造专家之一，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等数十个国家
和地区都有她设计的设备。在关于孤独症的著述《星星的孩子》中，她讲述了自己非同寻常
的成长经历。
我放下请帖，又给自己倒了一杯茶。佛蒙特州的山乡学校要举行同学会了，霎时间，许
许多多的回忆浮现脑海。
我们的老山乡学校，还有亲爱的创校人彼得斯先生，他们邀我参加同学会？是不是搞错
了，是不是有人忘记了那个“古怪的孩子”，那个“执迷不悟的神经病”，那个“揍别人脑
袋的怪胎”？
我是一个“古怪的孩子”。我甚至到三岁半以后才会说话，在这之前，我与外界沟通的
方式是尖叫、唧唧咕咕，以及发出一些嘈杂的声音。你看，我已被贴上了自闭症（孤独症）
的标识。
我读到许多资料，知道仍有许多父母（还有许多专业人士）认为：一朝患上自闭症就将
陪伴终身。对持这种看法的人而言，他们简直难以理解，自闭症的特征怎么可能加以矫正和
控制。
现在我的生活正常，完全独立。尽管我现在与人交往时仍有一些问题，但我逃过了劫难，
而且正在应付这个世界。
认为自闭儿对人绝对没有反应的说法是错误的。自闭儿也如正常儿童一样，技巧、智力、好恶、社会仪式各有不同。我在1950年被贴上自闭症的标识，而且开始从黑暗的深渊摸索着前行。
因为我高中的自然科学老师Carlock先生，利用我专注于牛的挤奶槽，激发我研究心理学和自然科学，才有我今天成功的畜牧器械设计生涯。同时他教会了我怎样查阅科学文献。
一些最成功的高功能孤独症者，在儿童期即已被指导专注于某一行业。四年级时，我被
选举海报所吸引，我的老师利用我的这个兴趣激发我对社会研究的兴趣。从报纸上了解海报
中被选举的人的情况，这促使我阅读。
我另外一个感兴趣的事是自动玻璃滑门。我最初被它吸引是因为喜欢看它滑过来滑过去
的感觉。对一个患高功能孤独症的青少年，这一兴趣可用以激发他的科学兴趣。如果我的老
师鼓励我去了解电是怎样使门打开和关上，我当时会埋头苦钻电子学。
专注具有巨大的始动力，老师应该利用专注去启发他们的兴趣，而不是压制他们。
我与人交谈，思考抽象概念，我用的是诸如自动玻璃滑门的视觉印象。我仅有的非视觉
思维是音乐。今天，我不再利用诸如自动玻璃滑门的视觉印象来理解人际关系了，但还有相
对强烈的思维偏好，如果有人说“猫”这个词，我的印象是某个我所知道的特定的猫，我并
不是把它看成猫的一般概念。
我一直存在不能理解一连串言语信息的问题，如果加油站的人一连给我的指令超过三个
内容，我不得不将它们写下来。学习代数对我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我对此不能产生视
觉印象，为了学习统计，我不得不和我的家庭教师坐下来，写下作业的每一步的指令。
视觉思维对器具设计是有利的。我能“看”到将要装配在一起的各个部分及装配后的样
子，看出可能出现的问题。我总是惊奇，建筑师和工程师在建造时怎么会犯这么多的愚蠢错
误。
研究发现，当一个有天才的孤独症者变得不太专注于某事，更适应社交，那么，他的诸
如猜牌、推算日期或艺术天分都会逐步消失。自从我开始服药，我已失去了对某件事的专注，
但我没有失去我的形象思维技能。服药后我干了一些出色的事。
天分需要引导，使其扩展到有用的事情上。28岁时，我认识了一名叫David的有才能的绘图员后，我的画图技能明显提高了。刚开始画牲畜围栏设计图时，我用David的技法，我不得不“假设”我是David，买了像David一样的画笔，将他的画摆开，然后画装卸牲畜的斜坡，就像一个天才的琴手在演奏一首别人的曲子，但我设计的斜坡是不同的。完成以后我才相信我确实做了这件事。
妈妈在我的阅读方面起了关键作用。如果仅仅通过要求记住几百个词的方法来学习阅读，
那么，我会永远学不会阅读。对于记忆来说，词太抽象了。她用老式读音教学法来教我。在
我艰难地学会所有的声音之后，我能尝试发出词的声音。为了激发我，在读文章时，往往停
在令人激动的部分。我不得不去阅读下一个句子。渐渐她读的时候越来越少。
一开始，我读书的惟一方式是大声地读。而现在，当我默读时，我能立即将词的视觉形
象和声音结合起来。现在，当我一个人在搞设计时，我会将设计想法大声地说出。说话比纯
粹的思维有更多的大脑区域参与活动。
我是极端幸运的，在恰当的时间有恰当的人来帮助我。两岁时，我表现出典型的孤独症症状。1949年，许多医生还不知道孤独症为何物，但幸运的是一个博学的神经科专家推荐我进行“正常治疗”，而不是送到某一特殊机构。我被送到一个言语治疗师那里，她在家中开设了一个特殊教育班。言语治疗师在我的一生中是一个最重要的角色。
随着年龄增大，我进了正规小学，与有经验的老师和小同学相处，而不是送到特殊学校，
上学的第一天老师就向其他同学解释，我需要他们的帮助。
青春期是一个真正的问题时期。因为好斗，我在读高中时被开除。然后我被认为是一个
有才华又有情绪问题的孩子，送到一个偏僻的乡下的一所寄宿学校。
上大学后我有幸走上了正确的道路。其他三个高功能孤独症者不是这么幸运。另外一个
男性虽得到了数学的博士学位，但一直呆在家中。他必须要别人的引导才能进行恰当的工作。
教数学并不适合他，他本应谋求一个不太要求与人交往的研究位置。另外一位女士得到一个
历史学学位，现在在干令人厌烦的电话机销售员工作。她需要一个能充分发挥她才干的工作。
她需要一位导师帮助她去找适合她的工作，引她入门。第三个是男性，高校的表现不错，但
现在也呆在家中。他对图书馆的研究具有真才实学。如果哪个对此感兴趣的人和他合作，他
本可以为报刊上的文章查阅有关背景资料。这些人在大学毕业后都需要帮助，但他们并没有
得到帮助。应当发挥他们的天分，尽量避免他们的缺陷。
高功能孤独症者可能真的永远不会真正适合社会的高速运转，但如果高功能孤独症者得
到一份有趣的工作，就会有一个充实的生活。
（此文经本报删节整理）
需要关注的群体
孤独症也被称为自闭症。
有关部门的统计表明，在美国，10岁以下的孩子中，大约每150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患有自闭症或相关障碍。
我国对孤独症的认识始于26年前，不过目前为止还没有完整的数据，广州中山三院儿童发育行为中心的邹小兵教授认为，世界范围内，孤独症的发病个案呈明显上升趋势，在中国也是如此。1980年代，发病率为1／10000；1990年代为1／1000；到了21世纪初上升到1／500。换言之，可能每500个孩子中，就有一个自闭症儿童。目前仅广州就有这样的孩子数万人，而全国则有百万之多。
2001年，中国残联、卫生部、公安部在进行残疾儿童抽样调查中首次将儿童精神残疾列入调查范围，圈定0－6岁的6万名儿童为调查对象，得出的结论是，全国0－6岁儿童患精神残疾的约为10.4万人，每年新增精神残疾为1.5万人，其中孤独症列儿童精神残疾首位。
这是迄今为止惟一一次全国性关于孤独症的调查。
从事孤独症诊断治疗20多年的北京医科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杨晓玲教授认为，保守地估
计，孤独症在中国儿童中的发病率为万分之八。
杨教授指出，这只是在儿童中的发病数字。因为以前的残疾人调查从来没有把儿童精神
残疾列入调查范围，加上对孤独症的认识不足，很多患有孤独症的儿童从来就没有被检测出
来，几十年累积下来，这群人已经进入了成年。但是孤独症并不会因为患者渐渐长大而痊愈，
多数人要延续终身。究竟有多少成年孤独症患者是谁也说不清的，他们一般被当作精神分裂
或者智障对待。
杨晓玲说，中国有3亿儿童，但从事儿童精神卫生的专业人员却不到100人，也就是说100人在照顾着3亿儿童的精神问题。对于一个精神科的的医生来说，一个上午看6个病人就已经很多了，但是这速度直接影响到医院的收益，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这些医生自己养活不了自己，科室也就自生自灭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