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组织期盼走出弱势

不久前,国家民政部在人民大会堂对来自全国的540家先进民间组织进行了表彰,这是我国首次对民间组织进行表彰和颁奖。民政部部长李学举在会上表示,虽然民间组织发展迅速,但当前总体上仍然处于初级阶段,在民间组织的发展和规范方面还存在困难和问题。随着我国“小政府、大社会”格局的出现,民间组织作为和政府、企业并列的第三部门,将承担起政府、企业退出的部分社会工作。

有人曾这样形容,现代社会是由三条腿来共同支撑的:政府、企业和民间组织(又称非政府组织即NGO和非营利组织即NPO)。它们分别构成健全社会的政治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只有三条腿同步发展达到“三足鼎立”的情形,一个和谐的公民社会才能出现;反之,其中任何一条腿因发育迟缓出现“跛足”,都会影响整个社会的进程。

长期以来,中国民间组织的发展,一直处于弱势。因此如何让这条“短腿”迅速生长跟上时代的要求,就是摆在全社会面前的问题。专家指出,一方面要通过立法约束政府必须给予民间组织以财政支持,另一方面政府更要转变观念,真正认识到民间组织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同时民间组织的自律也是必不可少的。

“星星雨”会不会成为“流星雨”

在北京朝阳区和通州区接壤的一个村子里,有一个不起眼的二层小楼和一大片由饭馆改建的食堂、教室、办公区,在这不足两亩地的范围内,全国第一家专门为自闭症患儿提供助残服务的民间机构、“草根”NGO(人们对最底层民间组织的称呼)———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从两年前开始在这里租借场所。

新年前夕,当记者冒着零下十余摄氏度的高寒来到这里采访时,发现在这里办公、授课、接受培训和居住的近60个自闭症患儿、近百名家长和工作人员,无一例外地把自己包裹在厚厚的棉服中———由于没有供暖设备,这些孩子和家长,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来完成他们约11周的培训课程的。

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所长田惠平告诉记者:研究所是在1993年12月在工商登记注册的。其实按现行政策,把他们视作“非营利组织”是名不正、言不顺的,因为按有关规定他们得纳税。而按当时的政策,要想直接到民政部注册为民间非营利组织,根本行不通———因为单是必须有主管部门这个门槛儿就把他们限制死了。残疾人在中国,是划归为残联负责的,民政部只管孤残儿童,而自闭症属于精神发育障碍,当时根本无法把其归类,因而也就找不到对应的主管部门。 这样一来的结果是,机构的筹款渠道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因为如果是在工商注册登记的非政府组织,开给捐款人的发票,只能是工商的发票。每当有合资企业或国外企业为他们捐款,当得知按相关规定,他们不能给人开出可以享有免税待遇的发票时(因按国外有关规定,慈善捐款人可以持此类发票获得减免税的),都会遭到对方的疑义,许多大的捐助款项,也都随之“流产”。因此他们这些“草根”NGO筹款渠道不畅是必然的,只能是“搂点小草”,打个“擦边球”。

11年来,他们最头疼的就是场所问题。因为办培训班要涉及近一二百人的吃喝拉撒,所以必须租用一个大一点的办公机构,而伴随大场所而来的高租金,往往把他们压得喘不过气来。为此,他们数次搬迁,最后的结果是两年前搬到了距市中心几十公里的邻近通州区的现在这个村。

总务部主管马小川告诉记者:他们从2002年搬过来之后就没有享受过暖气供暖。因为按市府有关规定,城区是不能采取烧煤用锅炉供应暖气的。因此,从搬来至今,他们已连续度过了三个没有供暖设备的冬天。由于当初他们的空调设备大部分都是国际友人为驱暑捐赠的,所以有些根本不带制热功能,即使带制热功能的也不具备低温启动能力———也就是说当室外气温低于零摄氏度时,这些空调的制热功能根本发挥不出来。记者前去采访之日,北京的气温已降至零下12摄氏度,为了抗寒,一些家长干脆把自己购买的电暖器拿到教室里,供师生和家长上课时使用,而最让人痛心的是那些本来就精神上有残疾的孩子。长此以往,不要说发展,就是生存也面临挑战。一位NPO人士,听了记者的描述后,忧虑地说,星星雨可千万别变成流星雨呀!经费是制约生存发展的“路障”

现在中国到底有多少自闭症孩子?一直没有官方统计数字。按国际惯例,一般按人口的千分之三到五计算,即使按最保守的比例推算,中国也至少有近170万名自闭症孩子。2002年5月6日,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就是一个患自闭症的孩子,底下注明的数字是:在美国至少有100万孤独症(在美国自闭症被称为孤独症)患者而且不知发病原因。

据悉,自闭症人最主要问题是“本质性的社会交往障碍”。其表现有:

第一,不会用社会交往工具。比如说语言、表情、动作等。连最基本的点头YES、摇头NO,都得靠反复训练才能学会。

第二,不能理解和自觉遵守社会交往规则,每个人活在自己的世界中。

20世纪80年代末期,当从德国留学归来的田惠平,发现自己的爱子涛涛患上这种当时还不为人所知并且终身不可逆的病症时,她有过绝望,想过自杀……但最终她决定要为和自己儿子一样的更多的中国自闭症儿童做点什么。在自己的婚姻亮起“红灯”之际,她顶住来自家庭、社会、精神和物质的重重压力,毅然放弃在四川稳定的大学工作,来到北京和几个老师靠借债起家,办起了这个自闭症孩子的助残机构。

11年来,他们一直采用ABA家长训练法来进行自闭症孩子家长的培训。该训练法即应用行为分析法,简称行为训练,又称“行为改变技术”:一是“好”行为建立———培训家长能帮孩子学会原来不会的行为;二是“坏”行为削减———培训家长能帮孩子削减对其社会发展不适应性的行为。家长要在此间学会怎样帮孩子去建立一套方法,会分析孩子行为,比如当孩子自残、尖叫、打头时,先教会家长能分析其原因,然后再进行有效处理。

据悉,每个自闭症家庭在北京本部11周的培训费用是3850元。此外,他们还在全国各地开办了覆盖20多个省区的“异地培训班”:相邻的省区只要凑够8个自闭症家庭,就可联合申请一个教师到当地进行授课,这样仅出一两个人的路费等基本开销,就可节约8个家庭前往北京听课的花费。目前这样的异地授课在一些发达地区,仅一个省就已开办过五六次以上。

负责发展部工作的孙思凯告诉记者,如果仅靠进京培训一条路,患儿家庭开销大(据统计,除去每期班的学费3850元外,加上至少一大一小两人的往返路费,有的家庭还来了两个大人,还有伙食费、在京房租起居费等)每个自闭症家庭参加一次培训的花销至少是万元以上。记者前去采访时,这里大约有60个孩子及其家庭在接受培训。即使这样,全国各地报名参加星星雨培训课的人,还是排到了2006年。

星星雨教育研究所现有正式教职员24人,加上临时工去年人员开销达42万(包括工资、午餐、保险等)。在2004年年底之前,他们和业主签订的用电合约是每年电费2.2万元包干,因原电力资源村里可自行支配。从2005年1月1日起,由于市里实行电力统管,他们也将按电表实际走字计费。现在该所至少有13间数十平方米的教室和老师办公室,以及一个数百米的大餐厅,都需要不间断地使用空调取暖。由此而来的电费涨价,预计至少要翻两番,达到近6万元左右。而新一轮的房租提价也已摆上日程:原房租要从原来的每年12万元,增至每年15万元左右,由此带来的就是每年的支出要提高约10万元。一方面是筹款渠道的不畅,一方面是所有办公开销的提价,经费问题成了制约他们生存发展的“路障”。只有3%的家庭要了二胎

几年前,星星雨曾做过一项调查:在允许生第二个孩子的政策前提下,只有3%的自闭症患儿的家长要了二胎,而这一数字近年来并没有改变。

记者在培训班调查采访得知,许多家长是或卖了房子或者举债前来参加培训班的,有的父母甚至不得不采取其中一人放弃职业来照顾孩子的做法。在此期培训班中,记者就见到了这样两个自闭症孩子的家长:男孩的父亲是四川重庆一个日资企业负责零部件开发的技术人员,女孩的母亲是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周边县的粮油检验员,二人都准备学成回去后放弃职业专门料理孩子。

事实上,他们这样做,完全是不得已而为之。一方面,社会上很少有专门为自闭症孩子开办的助残机构,同时即使是一些民间机构开办了此类学校,家长也会面临同样的收费问题。王惠平自己的自闭症儿子涛涛所在的助残民间机构,地处市中心景山附近的一个院内,近日因同样面临房租涨价等问题不得不提高学员费用。他们在调价前向所有家长发了一个调查表:问题是如果房租涨价带来的孩子学费涨价等一系列问题,你认为这笔钱应由谁来负担?三个选择答案分别是:政府、社会、家长。王惠平告诉记者,如何选择答案她很为难,本来应由政府出钱,但现在的实情是政府会出吗?社会干脆就是一个“虚”的东西,更指望不上。剩下的可不就只有家长了。因此最后作为家长的王惠平不得不选择了在“家长”一栏下画勾,虽然她明知这笔钱本来不应该由家长负担。

她颇为感慨地说:在中国谁家摊上了这样一个孩子,谁家正常的生活轨道就完全被“颠覆”了。许多自闭症患儿的家长不再要第二个孩子,一方面是怕从感情上分心;另一方面,就是无论心力、财力,对付这一个他们就已力不从心了;再加上一考虑到由于没有社会的救助机制,将来一个健康孩子要扛起照顾两对父母和一个残疾兄姐的重担,因此许多家长便放弃了。在我国的地铁等地,随处可见“精神病人必须有家人陪伴”等字样,我认为这种对社会的保护虽然是必要的(以免他们在公共场所出麻烦),但同时这种保护也应是双向的———应该考虑到这类人家庭为此付出的加倍成本(国外法律规定,残障人的公共交通陪同,只需购买一张票)。它体现了一个公民社会的人应该获得什么保障。在西方生养残障儿不是“包袱”

在欧、美、日等发达国家,自闭症患者属于精神障碍的一种,被纳入法律的权利保护范畴,并成为残障人社会服务体系中的一个对象群体。

其社会保护网络的分段是:

第一阶段———从诊断之日到3岁阶段。社会服务的内容是“早期干预”。由专业人员去训练孩子。在欧美日等国,这一阶段的服务是全免费的,有心理医生和家长谈话做“家庭支援”。

第二阶段———从3岁至6岁学龄前阶段。学前教育在美国算义务教育范畴,只要患儿上官办公立学校,是全免费的。特殊学前教育在美国90%都是民办机构即NPO在做,由政府为他们提供住房场所,也可申请项目基金,由“政府购买服务”。

在欧、日,特殊学前教育是由政府办的公共教育机构提供服务。其费用不是由家长,而是由其所购买的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之外的“特殊儿童补贴”支付。所有患儿家长根据收入等级,会有因抚养特殊儿童的减免费。简而言之,家长不会因生养了一个这类的孩子而增加财政负担。

第三阶段———6岁至18岁的义务教育阶段。患儿上公立学校全部免费,而且公立学校不得拒收。公立学校或建有特殊儿童学校,或在普通学校里开设特教班。美国新泽西州一个智障孩子,因成本开销大,其家庭会每年享有联邦教育金4万美元:这笔钱跟着孩子走,他在公立学校上学,这笔钱被拨到公立学校;选择在私立学校上,私立校拿钱,选择权在家长。而中国的选择权在社会,学校可以随意拒收,而家长一点辙没有。中国患儿家长不仅要自费请保姆,还要央求学校能接收自己的孩子。而这些服务本应在义务教育框架内,一享受公费,二受法律保护的。

在16岁左右,国外对患儿开始职业前培训。因为这部分人自立很困难,先进行“支持就业”。由社工为其找工作岗位,帮助雇佣者适应、了解其人,为该人进行岗位培训。

其后是“福利工厂”:由政府兜底的纯属社会福利事业的工厂。任何脑瘫、自闭症人,每个福利工厂接收一个学员的残障补贴是每月900美元,让每个人享有日间活动时间,在里面学做圣诞卡、挂历、栽种子等。

第四阶段———与残障成年人管理并行的有福利公寓。美国是由NGO办、由政府提供住房基金,欧洲还是由政府办。相伴随的法律保障是:18岁以后的残障儿家长不再有责任,而由专门的群体保护负责。因为社会要保障孩子大了、父母老了能力下降这部分人照旧得到生活保障,同时也让其父母能享有正常人生活的权利,以保障双方不受伤害。财政投入NGO社会效益翻几番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NGO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王名教授告诉记者,2004年10月,他去长春参加了由残疾人发起召开的有四五十家助残民间组织参与的“助残民间组织发展论坛”,主持人于海波本人就是一个身高不足50厘米的残疾人。王名说:他们本来应该是由社会照顾的,在任何国家,残疾人都是要得到社会帮助的,社会有帮助残疾人的义务。而他们不仅没有得到多少社会帮助,却反过来在帮助社会,每个机构都收养了弱智、残疾人士,为他们提供受教育、学习、工作机会,这非常令人感动。因为这些事情本来是由社会做的。

我们的社会应该反思,我们该给他们做些什么?在任何一个西方发达国家,这些民间机构都会得到政府的资助,得到社会的支持:募捐、捐赠,这是一种政府和社会的义务。

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对全球40多个国家的非营利部门的比较研究数字显示:几乎所有国家非营利组织的发展,都得到来自政府的资金支持,其平均比例占到非营利部门运作经费的30%,有的甚至更高:英国占到33%,德国占到68%,北欧国家可高达80%。

很多人有一个误区:认为民间组织的钱应来自社会,其实这只是一个方面,来自政府的支持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因为这些民间组织在提供公共服务。而这些公共服务从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角度看,本应是由政府提供的,它们不过是在替政府行使一些职能。

香港财政预算中的社会福利开支的90%不是拨给政府,而是给民间慈善机构的。因为它们能够比较有效地为特殊的受益人提供服务。比如类似自闭症这类的弱智教育要求的专业性较高,需要有一批专业人士。

同时,NGO除了利用政府的财政支持外,还可动员社会力量,还可进行适当收费。政府财政投入NGO1元钱,也就是说消耗的成本是1元钱,可NGO最后提供的服务可能是3元钱:因为它可通过社会募捐和适当收费各得1元钱。以英国为例,去年英国对非营利组织的财政支持是33亿英镑,民间机构又募到33亿的捐赠,同时靠自己提供的服务又收费大约33个亿,实际上每年提供公共服务的总规模达100个亿。而这是政府所做不到的,政府自己再怎么做也只是33个亿。上海政府花钱购买养老服务

王教授认为,政府把原来的直接提供服务,转变成通过招投标,从中遴选出最优者,进行监管、评估和建立奖惩制度,这才是政府应该做的。

上海浦东新区政府用于养老服务的财政支持就采用了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任何个人、企业、社团都可以去上海浦东新区办养老院,每办一个政府投入20万元的财政支持作为启动资金,由政府来购买服务。同时,开办者每接收浦东一个老人,政府每月又将提供财政补助200元。这种方式即是政府通过购买服务、通过政府采购的方式来提供服务。同时他们还对于社区提出一定的比例限制,要求社区要将70%以上的社区服务,以通过招投标的形式,交由优秀的民间组织运作,政府则负责监管。这样,对于民间组织发展来说,政府提供了很重要的资源支持。同时,政府所投入的钱,通过社会的监管,通过民间组织的运作,会翻番地产生效益。以浦东新区的模式为例,政府对养老事业的财政支持是20万+200元,但他购买的服务可能是60万+700元,其结果是整个社会受益规模扩大、社会福利程度提高。

王教授认为:我们应呼吁政府明白这个道理,收养自闭症孩子本应是政府应尽的义务,现在是由民间机构帮政府在收养,政府应把自己的义务转为资金支持。还必须认识到,这些民间组织通过自己的运作、募捐等,会提高对社会产出的规模。当然政府也应有一定的监管和选择,对牟利型的组织加以制约和限制。

现在的紧迫问题是,要通过对残疾人的相关立法,约束政府必须为残疾人提供一定比例的财政支持,要求政府在财政预算上承担一定的责任,这是政府应尽的义务。其次,政府的财政支持方式应有所改变,不能简单地采取把钱直接划拨给类似残联的计划经济的方式,而应根据市场经济规则,像上海浦东那样,建立一种运作模式或机制,即用招投标的形式,购买民间组织的服务,使助残民间组织能够参与到政府提供的财政支援的竞争当中来。由此,类似星星雨等助残民间机构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就能得到解决。民间组织尝试用自律促他律

据悉,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全国性社团只有44个,60年代也不到100个,地方性团体大约6000个左右;然而截至1997年,全国县级以上社团组织已经猛增到18万多个;2002年,这个数字已经激增到23万余个。同时,大多数主要的国际非政府机构均在中国建立了分支机构或有项目进行。

民政部的统计显示:截至目前,全国有各类民间组织26万多个,其中社会团体14.2万多个,基金会1200多个,民办非企业单位12.4万多个。社团组织中尤以公益性组织发展最为迅速。作为支撑现代社会“三足鼎立”的政府与企业之外的“第三条腿”,这些公益性民间组织不以营利为目的,在环保济贫、扶残救弱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非营利组织研究所副所长邓国胜博士,一直从事对国内和国际非营利组织的对比性研究。他认为现代社会应是政府、企业和民间组织“三足鼎立”的局面,分别构成健全社会的政治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我国目前非政府组织发展不够完善,其中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面临资金的困难。除了政府的因素外,民间组织的诚信问题也就是说由于中国民间组织的社会公信度不足,也从一个方面制约着资金的发展。

在年前由中国NPO信息咨询中心主办的中国NPO发展年会上记者了解到,为了从自身方面解决制约中国NPO发展的诸多问题,一年来,中国NPO信息咨询中心与美国麦克里兰基金会合作,先后开展了对NPO界人士所进行的公信力培训、领导力培训以及有关机构内部治理的培训。中心董事长商玉生说,世界银行的一项统计显示,按照每天1美元的国际标准衡量,中国目前还有一亿多贫困人口,如果按照每天两美元的标准,则中国还有四亿多贫困人口。中国要想实现联合国制定的千年发展目标,减少贫困,就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即民间组织)共同联手。而要想让民间组织得到充足的发展空间,除了促进政府从立法等方方面面给予法律、政策支持外,民间组织的自律也是必不可少的。

相关资讯

文章评论

暂无公开评论

登录后发表评论